摘要：
在梅州工资4000属于什么水平？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在梅州工资4000属于什么水平？据我所知，梅州4000在全市范围应该属于中上水平，一些县城4000多已经挺多了，... 在梅州工资4000属于什么水平？
据我所知，梅州4000在全市范围应该属于中上水平，一些县城4000多已经挺多了，但在梅城4000就不算什么了，不过梅州的消费确实比较高，每次过年回去乡下买东西花的钱与深圳花的钱差不了多少……不过家乡的腌面确实好吃😋
月薪4000在梅州，走路都能抬着头！平均工资2500，房价6,7千，我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不要相信网上和新闻上说的，梅州没那么厉害，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山区城市。工资低物价房价高，年轻人基本上都在珠三角地区奋斗，留在家的大多是小孩和中老年人还有就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有家庭孩子还小只能在老家找份工作。
您是梅州的，那应该也知道兴宁和平远吧。我是一名路桥施工企业的职员，2013-2016年期间，我有幸参与平远到兴宁高速公路的修建，所以也在梅州待了3年左右。当时我们的标段在平远县的旁边，项目驻地距离县城中心走路也只要20分钟左右，现在我来谈谈这里的生活状况吧。县城里的生活消费水平不低，早餐吃碗腌面也要15元左右，去电影院旁边的典雅咖啡吃个盖饭也要30元左右，跟广州差不多。我们当时请了平远当地的司机、保安和厨房，司机月薪大约3000，保安和保洁是2000，厨房主厨4000吧，我感觉这些工人基本是每天都要上班，只是晚上下班了可以回家。我们在修建涵洞的时候，由于专业工人调度问题，也请了当地临近村庄的一些村民来帮忙干活，日工资大约100，但是中途很多人觉得太辛苦就都回去不干了。所以您如果是月薪4000，而且有周末的话，应该算是还不错的。哦，差点忘了，提一下当地的房价吧，2016年的时候平远县城最好的商品房大约是3000一平米吧，像平城花园、新田花园等，但是不知道目前房价涨了没。
4000元工资在梅州来说不算低，但却不够用，为什么？因为梅州是典型的高消费、低收入地区，本地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有限，但大多数人在珠三角发达地区打工，也很多当了老板混得不错的，在外赚了钱自然要风风光光衣锦还乡，大把撒钱，互相攀比摆阔，于是乎各项消费水准被拉动起来，猫在梅州本地不出去的宅民就被拖惨了，吃的、住的、用的东西档次都被抬了起来，必须跟着跑啊，否则多没面子啊，于是低收入、高消费的怪圈就这样形成了。
我来个梅州市区的靠谱回答，公务员事业单位踢开不算，大企业有五险可能有一金，一般文员3000左右，部长级别4000至6000，副总以上6000到一万，财会3500至8000不等。中等企业一般有五险无一金文员2000到3000，财会2500到4000，部长4000左右，副总以上5000到8000左右。小企业没有可谈性，五险都未必齐全，一般文员2000左右，部长3000左右，所谓副总以上4000至5000左右，财会3000左右。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大明土木堡之变（1449年）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大一统国家最大的污点之一，皇帝被敌军俘获，还像个货物一样被摆上谈判桌，除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外，就得数“土木堡之变”了。
在一定程度上，土木堡之变比“靖康之耻”还要耻，北宋积贫积弱，被外族接连侵边也有一段时间了，徽、钦二帝的被俘或多或少是有历史原因。可大明的“土木堡之变”却是发生在大明开国才七十五年，离永乐皇帝五征蒙古的盛世也不过才二十五年的时间。离仁宣之治就更短，才十四年。
据一般认知，王朝从开始到未来七十年的时间里，是整个王朝最强大的时期：汉、唐、清如此，即使是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七十年正是号称“千古第一仁君”的宋仁宗赵祯在位。可这认知中却有了个例外：“土木堡之变”。
第一：边防问题。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北边蒙古的入侵，朱元璋设立了九大塞王驻边，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号称“九大塞王”。诸王权力极大，有指挥各部将领的权力，在朱元璋时期，九王对于保卫边疆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除了燕王朱棣外，秦王朱樉屡次出击青海、蒙古部落，斩获颇多，宁王朱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手下更有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
朱元璋时期，九大塞王对于边防的防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永乐时期，由于燕王朱棣本身就是九大塞王之一，靠发动兵变而登上帝位，所以他对其余塞王有着先天性的猜忌。为此，朱棣下令将所有塞王南迁，以将领驻守边疆代替，称为“九边重镇”，可规模和当年朱元璋迁塞王全族就比不上了。
在朱棣所迁的塞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宁、谷、辽、韩（洪武二十四年加）四王，宁王朱权封地被迁移到江西，所拥有的“朵颜三卫”因在靖难之役中出力颇多而被安置在了原宁国的兴宁地区全部给了朵颜三卫，后面成为入侵大明，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急先锋。而谷、辽、韩三王的内迁，更是造成整个辽东地区的空虚，间接使得辽东女真壮大，大明最后就亡于此。
第二：士兵问题。大明的军队制度是从朱元璋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军屯卫所制，这是借鉴了唐朝府兵制度演变而来的，由国家发放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兵农一体，这制度在一段时间内能提升战士的积极性和节省国家战争支出，朱元璋时期就自夸“养兵百万，不花国家一分钱”，这话并非夸张。
可是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内地的土地分完后，豪强大户们就开始把手伸向了军屯。宣宗时期过度实行“仁政”，对贵族们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十分姑息。土木堡之变前二十年，辽东地区的军屯已经被侵占了三成以上，河南军屯地“多被势家大族侵吞，士兵无地可种却还得缴税”，宣府、大同一带的兵户因土地兼并而四处逃窜，以至于原先朱元璋、朱棣时期横扫天下的大明战士，要么流离失所、要么战力不继，更甚者沦为豪强大户们的奴隶。
这些情况宣宗皇帝都视而不见，后继者们的政策也多是治标不治本，大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危害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变法时期（一个日本浪人都可以轻松吓退一支大明部队）。当连生活都是一个奢望，又何来保卫为国之心，五十万明军在土木堡被三万蒙古军围剿，其实也不是件怪事。
第三：党争问题。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土木堡之变之前，朝廷就存在着党争的情况，分别是以太监王振为首的阉党和三杨为首的文党。自从永乐皇帝开了重用太监的先河后，经过仁宗、宣宗两朝的不断加强（太监掌管批阅奏折大权，就是从宣宗时期开始的），到了英宗时期，太监的权利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蒙古三部入侵大同之时，当时明军的精锐正在南方平定叛乱，边镇总兵上书建议朝廷要“坚守要害，实时反击”，可王振和文臣（此时三杨都已经去世）都不赞同，反而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其中就有后来的“大明救世主”——兵部侍郎于谦（这一点也和明朝以文官掌握军事的弊端有关）。不同的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官们主张以边将出征，在严厉地处罚了几个异己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就在王振撺掇下，率领五十万军队，浩浩荡荡去前线了。
大军从紫禁城出发仅五天就遇到了粮食不继的问题，随行的内阁学士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人都没有预见这样的情况，这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兵、户尚书和两位国公，居然忽略了五十万大军的粮草情况。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因为输给了王振，所以***取了不合作的政策，甚至可以说“乐见其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