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庆历新政为什么没有成功？它的缺点是什么？庆历新政为什么没有成功？它的缺点是什么？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入朝为枢密副史，旋拜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庆历三年... 庆历新政为什么没有成功？它的缺点是什么？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入朝为枢密副史，旋拜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给宋仁宗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即《上十事疏》，成为推行新政的纲领。
上图范仲淹
十事依次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条纲领，除了修武备一项未施行外，其他诸项均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全国。
欧阳修在庆历三年也连上三状，极言去冗选良、整顿吏治之必要。针对北宋财用不足的现实，他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即取消专卖）”等建议；在军事上也希望***能不拘泥于出身，而以才能选拔将官。同时韩琦、余靖、富弼等人也纷纷提出改革方案，推动了新法的展开。范仲淹、富弼成为变法的核心，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国上下出现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改革运动，它整顿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兼及军事、经济等。在文化教育领域力图扭转宋代以辞赋、墨义为先的学风，主张“经义”与“治事”并重，对北宋中期的学风和士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范仲淹提倡的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等措施显然具有为政爱民的特点，带有明显的进步性，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虽切中时弊，但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些官僚的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朝廷内外各种无端的诽谤。宰相章得象首先向范仲淹等人发难，接着，以夏竦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诬陷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为奸，谋逆造反，一时“朋党”论大起。
上图宋仁宗
宋自开国以来，最高统治者便着力防范臣僚结党营私，恪守祖宗法度的宋仁宗对此也极为敏感。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富弼等新政领袖相继被贬出朝廷，韩琦、欧阳修、杜衍等一大批变法支持者也先后离京任职。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纷纷受到了打击和迫害，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补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便夭折了。
庆历新政延续了八个月便无疾而终，甚至在社会上没有掀起太***澜。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复杂，那么，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新政的流产呢。
第一个原因就与赵祯有关。从新政开始实施，到落魄收场，赵祯是左右这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庆历新政是由赵祯发端，但是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扑，这才归于失败。不但后世这么认为，连当时的人都持这种观点，修撰《宋史》的元代丞相脱脱也不例外，他在范仲淹传记里写道：“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实际上，不管既得利益集团多么猖狂，攻击多么狠，只要赵祯坚决支持改革，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当年商鞅变法遇到的困难较之庆历新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正是由于秦孝公的强力支持，变法才得以推行。秦惠文王登基后虽然处死商鞅，但是下令不准废除商鞅定下的法律，所以“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赵祯在变法期间自始至终***取虚以委蛇的态度，行事风格特别不正常。先是仓促提议改革，不给范仲淹等人充分的准备时间，在新政推行过程中，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政实行了没几个月，仁宗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朋党指控，就陆续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派。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仁宗的行为，他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愿。
第二个原因就是新政改革触及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选官和荫官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这是北宋王朝得以正常运转的根基，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除非有壮士断腕的决绝，彻底更新既有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些痼疾，否则只是痴心妄想。而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改革派们也没那么大的觉悟，根本无法办到，遭到反对者口诛笔伐，也是情理之中。
第三个原因，新政上马极为仓促，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分步实施措施，很多还停留在概念层面，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对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对于后续承接没有可行的方案。比如，择官长这个措施很不错，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但是，这些人淘汰之后怎么安排又是一个问题，范仲淹虽然不让这“一路哭”，可是“一家哭”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四个原因，才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疯狂反扑、撕咬改革派，这是表面原因。说实话，把别人逼得都活不下去了，他们能不狗急跳墙吗？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交织下，庆历新政只能无疾而终。“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范仲淹也离开了这个可以一展报负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