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土木堡之变被列为明朝隐藏最深的秘密，历史真相令人不敢想象。明朝时期土木堡之变，为什么明朝五十万大军打不过两万...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被列为明朝隐藏最深的秘密，历史真相令人不敢想象。明朝时期土木堡之变，为什么明朝五十万大军打不过两万蒙古骑兵？土木堡之变被称为明朝由盛到衰的开始，史书认为强大的大明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丧失了权威，大明的藩国也开始蠢蠢欲动，不再臣服大明，甚至连大明内部的藩王势力也开始不再服从朝廷，明朝此时此刻可谓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土木堡之变”大家可能都知道，瓦剌（“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袭扰边境，挑起战争，明朝的淘气皇帝朱祁镇和头号大太监王振，带着号称的五十万大军和文武大臣数百人向西御驾亲征(四处浪)，一路浩浩荡荡，过居庸关，经重镇宣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剌几万骑兵击溃，不仅文武官员兵士死伤殆尽，连明英宗朱祁镇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掠去。
总的来说，明朝是一个比较窝囊的朝代。其中最窝囊的就是明朝出的那几个大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大名将、大名士，而是大太监王振，应当要对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失败负起责任。明英宗极度宠信王振，甚至让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由王振决断。然而王振并没有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他组织不当，导致前线的明军混乱不堪。王振独断专行，拒绝其他文武大臣插手军政事务，搞得众人怨声载道。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王振在退军时担心大军损坏他的庄稼，因此屡次修改行军路线，导致士兵疲惫不堪，最终被瓦刺大军追上，明朝骑兵为断后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战争几乎凝聚了明朝北方所有的精锐部队，被蒙古人消灭之后在北京只有数十万老弱病残，要不是于谦力排众议坚持守住北京，可能在明朝又会发生一场类似于五胡乱华、靖康之变一样的历史悲剧。
回溯前面的过程描述，我们只能说原因“土木堡”之变的原因很复杂，也可以说这是多种原因的总和结果：
大明土木堡之变（1449年）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大一统国家最大的污点之一，皇帝被敌军俘获，还像个货物一样被摆上谈判桌，除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外，就得数“土木堡之变”了。
在一定程度上，土木堡之变比“靖康之耻”还要耻，北宋积贫积弱，被外族接连侵边也有一段时间了，徽、钦二帝的被俘或多或少是有历史原因。可大明的“土木堡之变”却是发生在大明开国才七十五年，离永乐皇帝五征蒙古的盛世也不过才二十五年的时间。离仁宣之治就更短，才十四年。
据一般认知，王朝从开始到未来七十年的时间里，是整个王朝最强大的时期：汉、唐、清如此，即使是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七十年正是号称“千古第一仁君”的宋仁宗赵祯在位。可这认知中却有了个例外：“土木堡之变”。
第一：边防问题。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北边蒙古的入侵，朱元璋设立了九大塞王驻边，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号称“九大塞王”。诸王权力极大，有指挥各部将领的权力，在朱元璋时期，九王对于保卫边疆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除了燕王朱棣外，秦王朱樉屡次出击青海、蒙古部落，斩获颇多，宁王朱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手下更有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
朱元璋时期，九大塞王对于边防的防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永乐时期，由于燕王朱棣本身就是九大塞王之一，靠发动兵变而登上帝位，所以他对其余塞王有着先天性的猜忌。为此，朱棣下令将所有塞王南迁，以将领驻守边疆代替，称为“九边重镇”，可规模和当年朱元璋迁塞王全族就比不上了。
在朱棣所迁的塞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宁、谷、辽、韩（洪武二十四年加）四王，宁王朱权封地被迁移到江西，所拥有的“朵颜三卫”因在靖难之役中出力颇多而被安置在了原宁国的兴宁地区全部给了朵颜三卫，后面成为入侵大明，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急先锋。而谷、辽、韩三王的内迁，更是造成整个辽东地区的空虚，间接使得辽东女真壮大，大明最后就亡于此。
第二：士兵问题。大明的军队制度是从朱元璋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军屯卫所制，这是借鉴了唐朝府兵制度演变而来的，由国家发放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兵农一体，这制度在一段时间内能提升战士的积极性和节省国家战争支出，朱元璋时期就自夸“养兵百万，不花国家一分钱”，这话并非夸张。
可是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内地的土地分完后，豪强大户们就开始把手伸向了军屯。宣宗时期过度实行“仁政”，对贵族们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十分姑息。土木堡之变前二十年，辽东地区的军屯已经被侵占了三成以上，河南军屯地“多被势家大族侵吞，士兵无地可种却还得缴税”，宣府、大同一带的兵户因土地兼并而四处逃窜，以至于原先朱元璋、朱棣时期横扫天下的大明战士，要么流离失所、要么战力不继，更甚者沦为豪强大户们的奴隶。
这些情况宣宗皇帝都视而不见，后继者们的政策也多是治标不治本，大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危害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变法时期（一个日本浪人都可以轻松吓退一支大明部队）。当连生活都是一个奢望，又何来保卫为国之心，五十万明军在土木堡被三万蒙古军围剿，其实也不是件怪事。
第三：党争问题。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土木堡之变之前，朝廷就存在着党争的情况，分别是以太监王振为首的阉党和三杨为首的文党。自从永乐皇帝开了重用太监的先河后，经过仁宗、宣宗两朝的不断加强（太监掌管批阅奏折大权，就是从宣宗时期开始的），到了英宗时期，太监的权利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蒙古三部入侵大同之时，当时明军的精锐正在南方平定叛乱，边镇总兵上书建议朝廷要“坚守要害，实时反击”，可王振和文臣（此时三杨都已经去世）都不赞同，反而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其中就有后来的“大明救世主”——兵部侍郎于谦（这一点也和明朝以文官掌握军事的弊端有关）。不同的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官们主张以边将出征，在严厉地处罚了几个异己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就在王振撺掇下，率领五十万军队，浩浩荡荡去前线了。
大军从紫禁城出发仅五天就遇到了粮食不继的问题，随行的内阁学士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人都没有预见这样的情况，这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兵、户尚书和两位国公，居然忽略了五十万大军的粮草情况。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因为输给了王振，所以***取了不合作的政策，甚至可以说“乐见其败”。
